1.如何评价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196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作者爱新觉罗·溥仪。
是中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战犯看管所中所写的“反省式”自传，溥仪作为清朝的第十二位皇帝，也是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三岁登基，合法在位三年，之后又任伪满洲国皇帝13年。《我的前半生》记录了溥仪从登基到流亡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等过程，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本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瞥见特定历史环境末代皇帝的悲剧与喜剧，他的人生道路凝聚着近现代社会的变迁。
2.爱新觉罗·溥仪与婉容及文秀的故事
1922年，已退位的皇帝溥仪大婚，娶了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秀。
婉容灿若桃花，文秀静若秋水，二人相得益彰，一后一妃的生活本应幸福。但若干年后却发生了文秀离婚，婉容偷奸的悲剧。
溥仪婚后的头两年，三人关系相处地还算融洽。婉容是名门闺秀，接受的是开明的西式教育，加之正宫娘娘的尊贵身份，不免有些高傲与霸道。
文秀出身于一个破落的满州贵族，接受的是传统的三从四德的教育，对嫡庶差别分的很清，所以对皇后的霸道也能够容忍。 溥仪之于二人也能够一碗水端平，他与婉容有共同语言，夫唱妇随，恩恩爱爱；对文秀也还算可以：文秀不会英语，溥仪为此特地为她聘请老师教习，有时也去她的宫里坐坐，聊聊天，关心她的学习进步。
溥仪出宫也常常将皇后、淑妃一同带在身边。 二女共侍一夫，免不了有所猜忌，吃醋，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不足为奇。
可婉容与文秀为此生事，有时竟闹到溥仪面前，让圣上为她们“断官司”，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宫廷中是不曾有的。溥仪起初还能公平决断，但渐渐地为了减少和婉容的啰嗦，就很少到文秀的宫里去了。
就像溥仪自己说的“差不多我总是和婉容在一起，而经常不到文秀所住的地方去。” 后妃的争斗中，溥仪的天平越来越倾向于婉容，对文秀越来越疏远了。
这种厚此薄彼的现象到了三人住进天津张园后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此时在溥仪眼中，文秀已经是一个只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妒妇了，二人之间的情谊早就没有了。
于是，在婉容的排挤与溥仪的绝情之后，文秀最终选择了离婚。 溥仪离婚后，感到颜面大失，他没有反思自己在这件事中的过错，反而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向了婉容。
在他看来，是婉容的争风吃醋挤走了文秀，如果不是婉容的好妒，文秀就不会提出离婚，那么他的帝王颜面也就不会丧失。因此，文秀走后，溥仪对婉容也起了反感，很少到她的房间里去，也很少听她诉说自己的心事，曾经恩爱的夫妻离得越来越远了。
婉容失去溥仪的欢心后，只能靠抽鸦片来打发寂寞的时光。伪满洲国时期，溥仪与婉容从表面上看仍旧是夫唱妇随，但实际上已经只是挂名夫妻了。
缺失感情抚慰的婉容不仅鸦片抽得愈来愈凶，甚至开始和别人幽会了。 1935年，婉容生下他人的孩子后便被打入冷宫，二人曾经的恩爱，曾经的感情完全烟消云散了。
扩展资料 《我的前半生》196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作者爱新觉罗·溥仪。是中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战犯看管所中所写的“反省式”自传，溥仪作为清朝的第十二位皇帝，也是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三岁登基，合法在位三年，之后又任伪满洲国皇帝13年。
《我的前半生》记录了溥仪从登基到流亡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等过程，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本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从中，可以清晰地瞥见特定历史环境末代皇帝的悲剧与喜剧，他的人生道路凝聚着近现代社会的变迁。 溥仪初写此书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他的求生欲望特别强，正像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写“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
活着成为最高价值，为了求生何者不能为？因而，作为“认罪材料”的《我的前半生》就不能不表现出强烈的“犯人求生心态”。 这与铁窗之外、没有压力的自由写作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就让我们很难分清书中所写哪些是溥仪真正的思想转变，哪些是为了取悦于监狱管理人员、取悦于社会主流、并不一定反映自己真正的思想认识的东西。毛泽东批评此书时说“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把自己说的太坏”，他说的也就是这种“犯人心态”。
参考资料 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自传）_百度百科。
3.溥仪写过的书
《我的前半生》 书中，溥仪从家世开始写起，记录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写了北京的小朝廷还有在天津行在的日子，从第五章开始写了到东北去、伪满十四年 、在苏联的五年；后来写了由抗拒到认罪 、认罪以后的日子，最后写了一切都在变整部书看下来，我对后半部分溥仪改造生活的那部分印象比较深刻，会有很多的感动。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励志故事吧。 冬十一月。
孙文、黄兴合攻广西镇南关（现改名睦南关）克之，旋败退。 谕：禁学生干预政治及开会演说。
三十四年，春正月。广东缉获日本轮船，私运军火，寻命释之。
三月。孙文、黄兴遣其党攻云南河口克之，旋败退。
冬十月，安庆炮营队官熊成基起事，旋败死。 这本《清鉴》是民国时代编出的，所根据的史料却主要是清政府的档案。
我从那个时期的档案里还看到不少“败死”“败退”字样，这类字样越多，越说明风暴的加剧。这正是那些埋怨大典煞风景的王公大臣们的忧患所在。
到了宣统朝，事情就越加明显。后来袁世凯又被起用，在一部分人心里更增加一重忧虑，认为外有革命党，内有袁世凯，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吉之兆，都集中呈现在宣统一朝来了。
我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皇朝最后的惊涛骇浪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保留在我记忆中的有这么一点印象：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面前地上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而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
我坐在太后的右边，莫名其妙，纳闷他们哭什么。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甚至胖老头抽鼻子的声音我都听见了。
他边抽缩鼻子边说话，说的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
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和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皇帝退位的问题。
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事后，各地纷纷响应，兵部尚书荫昌又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勖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
袁世凯没有马上出山，他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他给北洋军下了部署，把民军手中的汉阳攻克了，然后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4.溥仪请问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书几个版本的问题
版本一：《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此版本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撰写的“反省笔记”，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我的前半生》都是在这个“灰皮本”基础上编辑加工而成的。
据了解，1960年初，群众出版社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油印本《我的前半生》赶印出少数灰皮本书，发至相关干部供内部传阅。“灰皮本”本着尊重原稿的精神，只对一些编校及史实方面的问题有所修改，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原稿底本。
“灰皮本”的《我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我的前半生》的“祖本”，印得最早。因为是“政法系统内部发行”，当时内部发行的许多仅供参考的书，采取了内部发行方式，为了好辨认，大多用灰色纸做封皮（也有用浅黄色的），大家习惯称之为“灰皮本”，这个本子当时印量不多，据说只有八千本。
这个本子源于认罪伏法的交代材料“灰皮本”不能完全算正式出版物，不仅因为其中还有瑕疵，被领导同志指出，而且有些地方还是犯忌的，这都需要进一步修订。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陈毅副总理要求有关方面尽快组织力量修改，争取正式出版，然后由外文出版社译介到国外去。
版本二：《我的前半生》定本 群众出版社派本社编辑室主任李文达帮助溥仪“修订”。李觉得原本问题很多，很难以简单的删增来解决。
经出版社领导与原作者溥仪同意，他在此本基础上、并通过调查考证（出版社专门派人替他搜辑资料与核对史实），“另起炉灶”，写了一个五十余万字的本子，也就是后来说的“全本”（群众出版社2006年8月第23次印刷本。这个版本基本上是1964年的初印本，只是前面加上了溥杰写于1987年的《序》，以及凌云写的《〈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后来“全本”出世后，它又称为“定本”）。
这个本子经过各个方面领导和专家审看，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何干之都提出重要的修订意见，作家老舍替他们把文字关，在通力合作下完成了这个被视为最佳的“定本”，应该说这是个比较完整的本子。 但也应看到当时正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时期，忌讳颇多。
比如张勋复辟时，有个邮传部侍郎名叫“陈毅”的，都被删去。溥仪本人正在与后来的妻子李淑贤恋爱过程中，怕书中所涉及的他与第四位“妻子”李玉琴的感情纠葛（李文达曾采访李玉琴，有第一手材料）影响了他的新生活，也被删去。
当时还从政治角度考虑，李文达完全隐身于幕后，作者只署名溥仪。此本在大陆和香港公开出版，轰动一时，销量以十万计。
版本二：《我的前半生》全本 经历了“文革”，群众出版社并没有废弃李文达的那部未经删削的“全本”。当上个世纪那些历史条件都消失的时候，于2007年“全本”的《我的前半生》出版。
这个本子除了恢复了因历史条件删去的内容外，也恢复了许多文学描写，当时有的历史学家强调真实，把这些芟夷殆尽。因此“全本”不仅内容远较“定本”丰富，读起来也更有兴味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