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想看陈布雷的文章,谁能帮我找几篇
陈布雷当了总统府国策顾问，还是给蒋介石在政治上、文字上出谋、执笔，一直到死去。
陈布雷曾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给蒋介石当上幕僚长的契机，自谓“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 1927年2月初，阴历除夕夜，陈布雷与潘公展到了南昌。
第二天，两人一同去见了蒋介石。陈布雷很恭敬地说：“蒋总司令领导北伐，劳苦功高。
日前蒙赠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为惶恐。”蒋介石对陈布雷确实也很尊敬，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好了。
因为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陈君并非军人。” 此后每隔几天，蒋介石必召陈布雷谈话。
有一次，他在房间内踱来踱去，十分烦躁，张静江见状问道：“介石，你有什么心事？” “想发表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告黄埔同学书。”
蒋介石还是来回走着道：“北伐进展甚速，我黄埔学生战功卓著，但派系分歧，潜伏隐患，这篇文告要动之以情，要有文采……” “叫布雷试一试吧！” “好，好，”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就照我讲的意思写份《告黄埔同学书》，这篇文章要得很急。” 陈布雷就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内，研墨铺纸，挥笔而就。
陈布雷一边写，蒋介石一边看，连声称赞：“好！好！”他把文章交给副官说：“立刻去排印。”又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今后愿否在总部工作？” 陈布雷说：“蒋先生，我仍想回沪作记者，办报纸。”
“唉！”蒋介石叹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好生奇怪：“这个书生不愿当官？” 编写《西安半月记》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南京没几天，准备到上海去治疗，他对陈布雷说：“你到上海贾尔业爱路住宅来看我吧！我还有一些东西叫你写一写。” 其间蒋介石曾去奉化溪口、杭州休养，又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他叫陈布雷一直跟着他。
蒋介石因腰部受伤，多数日子卧在床上。他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给我撰写一篇《西安半月记》，把事变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了解我如何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喻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了；还要讲明如何在上帝的庇护下，化险为夷的。
我每天念《圣经》，《圣经》上也写着，上帝将派一位女人来救我。果不其然，夫人冒险飞来西安……” “蒋先生，”陈布雷有点为难，“我没有去过西安，对事变经过不很清楚，恐怕难孚领袖重望。”
其实，陈布雷从侍从室一些随从人员口述中已经知道得比较清楚。 “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的写好了。”
蒋介石道：“我相信你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嗯！” 陈布雷勉为其难，开始动笔，但写了不久，陈布雷感到心中很烦，写不下去了。一方面是来客太多，蒋介石住在溪口后，看望、请示、汇报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他委实也编不下去了。
有一天蒋介石把他叫去坟庄，问：“布雷先生，你写得怎样了？” “这，这……蒋先生，溪口近来人太多，太热闹，我心静不下来。” “这倒也是，”蒋介石从床上半欠身子道：“这样吧，你到杭州去吧，到里西湖新新旅馆开一间房间，安安静静写吧！” 陈布雷于是到了杭州。
在新新旅馆的一间房间内，写字台上摊满了稿纸，有许多已团成一团。温文尔雅的陈布雷，一反常态，把狼毫笔在墨盒里乱戳，猛地戳断了一枝笔头，夫人王允默又递给他一枝，陈布雷蘸了蘸墨汁，在纸上又涂了起来，一会儿又把纸捏成一团，掷笔长叹一声。
站起身来，在房子内来回踱步，浓眉紧锁，脚步声也特别响。王允默婉言相劝，叫他慢慢写，可是陈布雷忽然大声说：“你不懂，你不懂，叫我全部编造，怎么写得出？” 王允默有点害怕，连忙请了陈布雷的亲妹子来，说：“你哥哥这次不知怎么的，火气大极了。
我讲几句，他大喊大叫。你的话，他还比较肯听。”
可是胞妹这次也不中用。她说：“二哥，你坐下来，喝口茶，心静下来，或者去西湖边散散心。”
妹妹的口气很温和。 “出去！你们统统出去！”一向性情温厚的陈布雷简直变了一个样，暴躁、粗鲁。
“二哥，千万息怒，这样动肝火，要伤身体的。” “唉！你们懂什么，”陈布雷拿起笔，他愤愤地说：“叫我这样写，怎能不动肝火！”猛地在墨盒中一戳，又把一枝毛笔头折断了。
但是，最后陈布雷还是把《西安半月记》交了出去。 不过，他在日记中却写了这样一段话：“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
2.陈布雷国不分何地为蒋介石写的,抗日令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3.陈布雷国不分何地为蒋介石写的,抗日令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4.陈布雷
戴光中：陈布雷死因新探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于王气黯然的南京城。
半个世纪来， 这个政治意味十分浓厚的人生之谜，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众说纷纭。 最近，笔者蒙布雷哲嗣陈过先生厚爱，惠赐其父日记之影印件供我研 究，终于从中发现了他自杀的真实原因。
抗战胜利后，陈布雷因病魔缠身，早有引退之意，但是，个人经 济及家庭前途，却逼迫他欲罢不能。当时，国民党达官贵人都忙着 “五子登科”，可这位清廉自守的书生，竟在日记中发出如下悲叹： “与家人筹划此后生计，不仅无片椽尺地足以在外栖旅，且以币值降 落之故，亦略无余储足以坐食三个月。
年力渐衰，乃感如此严重之经 济压迫，询乎愚忠直道，难以行于今日之世也！”（1945年10月14日） 所以，在此后三年中，陈布雷始终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不从政则无 以维持家计，既从政则必受精神上之折磨而日衰日惫以致油尽灯枯。 然而即便如此，他对“党国”仍是忠贞不二、鞠躬尽瘁。
其日记称： 五日来精神颇感疲惫不支，客人散去时，只能偃息于沙发榻上， 不复能长时期久坐也。今日为四明董事会，余本欲赴沪出席，然恐京 中人手稀少，因是中止。
近日（吴）铁城、（吴）鼎昌等均赴锡、沪 游览休息，（孙）哲生亦赴沪，（陈）立夫将出国，彼等能学太上之 忘情，而余独不能，人嗤其愚，我自有其守也。 （1948年5月29日） 近日所见所闻，皆是一派悲观散漫之论调。
昔人所谓未可共患难 者，已显露其端倪，瞻望前途，实属不堪设想，余本为消极保守一型 之人物，数月以来，鉴于内外艰难，以为终须有少数忠贞不二之士， 坚定信心，竭诚贡献，故他人规避、牢骚，余均处以怡定。 （1948年 8月7日） 事实上，甚至在陈布雷的最后一篇日记（11月11日）中也没有打 算自杀的迹象：“傍晚，觉体力心力不支，不能不作短期二三天的休 息。
晚餐后作致友人函札数件，并整理物件，十一时寝。”那么，究 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陈布雷突然自杀的呢？答案就在他11月12日写的绝 笔《杂记》里面。
这篇《杂记》发表时，是不完整的，国民党为了掩 盖真相，卑鄙地擅自删去了两大段至关重要的文字。一段是开头部分：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我之身体精神，今年乃一衰至此。
许身于革命，许身于介公，将近二十年，虽亦勤劬，试问曾有一 件积极自效之举否？一无贡献，一无交代，思之愧愤，不可终日。 “百无一用是书生”，即我之谓也。
狂郁忧思，不能自制，此决无一词可以自解者！ 抛妻撇子，负国负家，极天下之至不仁，而我乃踏之，我真忍人 也。然我实不得已也。
时事已进入非常时期，而自验身心，较之二十六年秋间，不知衰 弱到多少倍。 如此强忍下去，亦必有一日发忧郁狂而蹈此结局也。
闻朋友中竟有以“你有没有准备”相互询者。如有人问我，我将 答之曰： 我惟有一死而已。
上述文字，发表时全被删去。另一段是在“想来想去，毫无出路， 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 身自处者”之后紧接着———“太不相应了！思之思之，为此繁忧已 二十天于兹，我今真成了‘忧郁狂’！忧郁狂是足以大大发生变态的！ 我便为这种变态反常的心理现象而陷于不可救，岂非天乎？” 这些被删的文字告诉我们，陈布雷所以自杀，是因为共事的党国 要人们，在危如累卵的局势下，不能精诚团结、患难与共，反生离异 之心，互询善后之策，而自己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致使刺激过度、心理变态，突发忧郁狂，决定为垂死的党国“从一而终”。
他的同事 们，则在羞愧之余，更怕影响士气、加速瓦解，乃昧着良心抹去这些 文字，反冠以“感激轻生以死报国”的名义，造成了五十年来未能破 解的人生之谜。 但是，正如前述，陈布雷直到11日都没起过自杀的念头，他这 “忧郁狂”何以会突然爆发呢？陈布雷身边的副官、秘书都怀疑是蒋 介石的刺激所致，其实不然。
陈布雷写日记的习惯，是早上起来记录 昨天经过。也就是说，直到12日早晨，他的心理还完全正常。
这天， 陈布雷未曾出门，来访的也只有陈方一人，促膝倾谈达两个小时。他 俩的关系，“情如手足，人生知己”，因此，可以断定，“朋侪中有 以‘你有没有准备’相互询者”的消息，正是陈方于当天所言，令陈 布雷无法不信。
而他又是个极其敏感、神经异常脆弱的人，一点儿小 事都会让他寝食不安，这消息无疑如五雷轰顶，再加上蒋介石心腹秘 书周宏涛的态度——“追忆昨日周宏涛兄来谈时之情绪，可以反映中 心领导之已发生动摇。”（11月3日）——这就足以使陈布雷突发“忧 郁狂”。
因为他是全心全意为党国服务的，“竭己尽命，不敢少休， 既捐弃嗜好，复摒绝游乐，虽日尽十余小时之工作，犹嫌力不从心”， 没想到结果却是“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怎能 不使他忧愤欲狂呢？一介书生，满怀爱国赤诚，不幸误入歧途，又囿 于传统理念，昧于民心向背，于是，何以解忧，唯有自尽！ 陈布雷之死，诚如其夫人所言：“谓非时代之牺牲者，抑何可得？” 光明日报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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