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央政府行政主要由官、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组成。按照正常的思维，大多数人认为吏部是六部之首，但这种观点并不十分准确。就政务而言，户部和刑部远比吏部重要，这也是清朝的特殊之处。
自隋朝形成“三省六部”制度以来，六部一直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行政机构。清程明制度，设置六个部门来管理人事、财务、礼仪、军政、刑罚、工程等政务。从清朝的制度来说，六书中，三为官、户、兵。所以三部都是由一个大学士担任，包括满汉大臣、侍郎，一共七个官，史称“七堂”。
官、户、兵三部中，吏部居于六部之首，但自雍正七年设立军部以来，重要官职的任免都是军部秉承皇帝旨意直接公布。北京四品以上、外国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逐渐掌握在军事部门手中。吏部的事务，仅限于中考的中下层官员。
至于兵部，军政命令是不能质疑的，因为军部有“张贴和张贴”制度。其实兵部已经沦为收发军令和报告的事业机构，其常设工作无非是武职的任免。清朝也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所以兵部已经慢慢失去了地位，无法与吏部相提并论。
在清朝的六部中，最重要的是户部，这不仅是与其他部委相比，也是因为它是当时唯一的财政机构，与唐宋时期不同。相比之下，刑部是政务繁重的政府机构，是专业部门。如果我们不谈权力，第二部分的家庭和惩罚是六个部分中最重要的制度。
这从六个部门的内部设置就可以看出来。官、礼、兵、工四司分属四司，户部、刑部两司有十四司(刑部后增至十八司)处理各省事务；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务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是钱、粮、刑名。这两部分虽然包含六个部分，但本质上都是财政和司法。因此，从中央到地方或地方到中央的行政运作来看，户部和刑事部是最重要的政府机构。
礼部的礼仪在于掌管科举，但毕竟是选举，第二年和第二年的学考都有专门的考官，第二年的乡试和社试都有专门的考官。礼部本身对选举没有决定权，更重要的是官员的任命权在吏部。该部的权利范围大致限于朝廷的大建筑和宫廷仪式。省内的河工虽然也在其管辖范围内，但实际上并不这样做。
先说户部在晚清的重要性。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央集权逐渐分权，吏部地位也有所下降。过去，各省总督、巡抚人选照例由军部提名，呈送皇帝备选。在这个过程中，官方部门的作用很小，但也有参与的权利。因为，除了公务员的任免权，吏部还有考核权。因此，吏部在各省督抚三年一次的“宏图”中仍能发挥作用，对其优劣有一定的发言权。
但太平天国以后，人事权下移，朝廷最看重地方督抚的权力，如曾国藩、左、李鸿章等人。他们推荐了几十个州长。这一时期，别说吏部，就连军部也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藩、道、府、州、县等以下巡抚的官员，都是由他们所愿的巡抚纸决定的，吏部无非是发个官证。
与官署相比，户部的作用更为重要。虽然太平天国之后，朝廷原有的营销体系被动摇，户部仍然掌握着财政大权。特别是，没有住房部的同意，军饷和购买武器装备等大笔支出是不可想象的。
以李鸿章为例，他非常依赖户部。自从翁同龢接替阎敬铭担任户部大臣以来，他就处处与他为敌。北洋水师的建设也因为翁同龢的抵制而处于停滞和倒退的局面。对于李鸿章来说，吏部尚书对他影响不大。他身居四要职，分别是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海军衙门副使。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官方部门任命的。另一方面，吏部的人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李鸿章的面子。
清代吏部之所以被认为是六书之首，多半是受了前朝的影响。当然，在清朝之前，吏部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对于六部，有人称之为“富贵、威武、卑微”。但是清朝雍正以后，尤其是清朝末年，吏部实在配不上“富”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