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常常从他的“古文运动”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百代文人”的角度来谈论韩愈。事实上，就“古文运动”而言，其孕育、发展和壮大的过程极其复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不分析这一过程，就无法理解韩愈文学改良的意义，更谈不上他的努力对唐宋儒学复兴的重要作用。
古文运动的酝酿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两汉经学四百年的传统未能守住以后的府邸。曹丕篡汉，篡魏，让皇权尊严扫地。嵇康成了英雄，号召天下英雄效仿聂政用广陵散刺杀侠客对抗司马昭，成为佳作。之后的二阮、借酒逃避现实，王戎以黑色幽默投入泥淖，都证明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信仰已经崩塌，内心充满了绝望。另一方面，汉朝崛起的权贵士族，抓住机会攫取大权，纷纷“从儒入玄学”，以深奥玄学为文化资本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地位，进一步加剧了儒学的衰落。
与此同时，在陈箓北部的西晋末期，佛教僧侣如佛祖土城和鸠摩罗什利用人们朝不保夕的社会现实，用转世理论吸引了大批信徒。就连佛陀土城弟子慧远也创立了净土宗，声称只要敬奉一位佛陀就可以修行，大大扩大了佛教的声势。南北朝时期，连社会上层的领袖人物都开始学佛，其中最著名的是梁武帝，他研读佛经，广泛修缮佛寺，甚至多次舍身出家。玄学和佛学的大繁荣，客观上说明了自儒学崩溃以来，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世界走向消极和内敛。
刘松年传唱的《十八学士图(局部)》是一部帛书，长44.5厘米，宽182.3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到了韩愈生活的唐代，重道轻儒的士人思想格局完全形成。
《张果见明太祖》(局部)，元，任仁发，绢本设色，纵41.5cm，横107.3cm，现藏故宫博物院。
天宝年间，伴随着张九龄的罢官，唐玄宗先后选择了比儒瘦、颇有为官能力的李和杨为相。在《学术通鉴》中，李称自己“尤忌文士”，“凡欲成就己功，博采众长，以位逼己者，必尽力而为”，导致了天宝时期文人士大夫的集体困境。天宝十四年(755)，杨宇迁地，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匆匆逃入四川，依附于玄宗的文儒阶层自然土崩瓦解，他们的古文思想一度陷入低潮。时代在等待韩愈接手他们的任务。
韩愈为什么排佛？
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韩愈出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贵族家庭，安史之乱结束后不到五年。回顾安史之乱末期，唐朝的最后手段随处可见。若不能独力收复两都，只好“以丘治胡”。请回纥将士收复长安、洛阳，放纵其肆意掠夺；又如不能彻底消灭安史馀乱，只能容忍汉奸，同意他们“分帅河北”，造成“和硕、赵一、节度使等三镇各有各的力量，兵临完城，文武百官由署任，不纳贡”的割据局面。长安内部，皇帝肃宗、代宗以宦官自居，逐渐形成了尾巴大得掉的趋势。到了德宗时期，宦官掌管皇军，成为惯例，专制权力的趋势不可逆转。穆宗之后的九个皇帝中有七个太监。中晚唐时期，诸侯国割据、宦官专权的局面使皇帝有必要借助儒学复兴皇权，士大夫也有承担历史责任、振兴王朝的愿望，客观上为儒学复兴提供了土壤。
韩愈，河南合阳人，768-824。
在唐朝衰落的背景下，韩愈的少年生活相当动荡。两岁时，韩愈的父亲韩忠清去世，不得不由他的哥哥韩晖抚养。没想到，又英年早逝，守寡的嫂子郑带着年幼的儿子回老家参加葬礼。没想到，他在李希烈遇到了淮西节度使的叛乱，中原再次陷入战乱。韩愈只好和郑一起留在江南宣州(今安徽宣城)。这种悲惨的生活给韩愈的精神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他产生了复兴唐朝、复兴家族的强烈愿望，为他日后崇儒的倾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无独有偶，盛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小和李华，因为安史之乱，当时大多留在江淮一带。以文章著称的韩愈的叔叔韩云卿和哥哥韩晖与他们有交往，韩愈因此得到了进入这个文学圈的机会。
历史选择了韩愈来接替萧和李煜所能完成的时代任务，用儒家道德和古文传统来改良文学，重塑国人的精神世界。
《明太祖乐蜀图》，明代吴斌所作(传)，印于纸上，长112厘米，宽65厘米。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具体来说，唐代儒学的真正复兴是从对安史之乱原因的反思开始的。就天宝时期的文儒阶层而言，他们大多出身于贵族富家，思想上有严重的局限性。他们有的把乱象的原因归咎于科举制度造成的空基层空虚，这无疑是魏晋以来用礼仪维护士族地位的老调重弹，意义不大。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注意到，安史之乱中，士大夫们并没有儒家道德所要求的忠义廉耻，自我保护，被盗贼玷污的两个大臣是半壁江山。甚至伪燕(安禄山建立的傀儡政权)做官后，很多人都声称是被贼逼的，过了朝廷审查，突然又在唐朝做官了。谋反后，萧在《邓谷翼城赋》中宣称，当时的儒生已经意识到了深刻的道德危机。以此为起点，他们开始反思开元、天宝年间轰轰烈烈的“礼治”运动，普遍转向汉儒的“以德育人”思想，开始强调儒家的道德属性。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如何拯救世界，寻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成为韩愈最为关注的元问题。对他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儒家的缺席。
自唐代以来，道教与佛教、儒教与佛教的论争由来已久，这说明佛教作为外来思想与本土文化发生过多次冲突，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对中国本土思想的主体性造成了严重冲击。
面对这一问题，韩愈创造性地实现了儒家心性论的转向，得以突破当时“内外二分”的思维模式，在“内典”层面与佛教抗衡。宋代诗人张顺民在《韩愈下下下》中记载:“从前张继的讽刺越放越多，写本书总比老好，越想用书重复。无论是“原道”还是“原性”，都是受到启发的。”在等人的鼓励下，韩愈在其散文中创造了五个最重要的元，即元道、元性、元毁、任原和元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元道和元性标志着儒家心性论转向的开始。
韩愈在《原道》中说:“周道衰，孔子衰，火在秦，黄老在汉，佛在晋、魏、梁、隋。讲道义者，不入阳，属莫；不老则归佛…人就是这么奇怪，不问自己的结局，不知道自己的结局，却好奇的想听。”
韩愈回顾了以往思想史的发展，认为源于儒家的“道德仁义”也曾被杨、墨、老、佛僭取，但儒家已失去了概念界定的权利。因此，他在文章中提出:
慈善是仁，适当是义，正确是理，正确是德。
这些话看似简单，却意义重大。它们的价值在于韩愈对儒学基本精神的重新发现。所谓“博爱即仁”，并不是墨家式的“爱而无差别”或“同时爱”。而是要用“量力而行”的“义”来约束和约束。沿着仁的方向走，就是“道”，最终达到“自足不外等”的“德”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在原道上，“仁四德”思想的雏形在后来的程朱理学中已经出现。仁是统摄一切的精神内核，义是其分寸和边界，道是实践它的方法论，德是沿着这条道路所达到的最终目的。在这个终极目标中，韩愈特别指出要“自足不外等”，强调儒家的仁义之道可以使人在没有虚假的外在要求的情况下，内心安定。这样儒家才能内外贯通，内外贯通，与佛道抗衡。
客观地说，韩愈的心性论还是比较粗糙原始的。到了宋儒，他的批判逐渐增多。比如朱的《朱熹类》中的“慈善即仁”:“是穷言”。他认为慈善事业对仁的解释过于浅薄，但大体上尺度是很清楚的。他认为之所以不深入，是因为他只学作曲。他只在治国平天下方面下苦功，但注意保持身心未尝。他说他的理论是“无头学习”。
昌黎先生的宋代刻本现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
除了思想层面，韩愈亲眼看到，当时佛教和老子之学也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寺庙占良田、藏民、逃税逐渐成为中晚唐的顽疾，最终导致了晚唐武宗灭佛。据《旧唐书·吴宗基》记载，会昌年间，共“拆寺四千六百余座，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收税户二户，为兰若开宅四万余间，收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户十五万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至于韩愈的排佛成就，除了开创心性论之外，最著名的当然是他在佛骨桌上的降职。当时凤翔法门寺有护国塔，塔内有释迦牟尼指骨段，每30年开放一次。大唐的唐宪宗非常喜欢佛教。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开塔，唐宪宗派使者到法门寺见佛骨。当时善佛的王公贵族“都跑去布施，唯恐被落下”，疯狂信佛的人甚至有“倾家荡产，烧头烧臂，求供养”的。这引发了韩愈的极度警惕。他不顾个人安危，写下了《在佛骨桌上》，一封劝诫信。在表中，他详述了在佛教传入之前，古代很多皇帝都很长寿，而东汉传入佛教之后，很多人都很短命，连梁武帝都虔诚地侍奉佛教，最后“饿死台城，国破家亡”。他的言辞非常激烈。被得罪的唐宪宗一度想把韩愈处死。在裴度和崔群赶来营救后，韩愈最终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显示了韩愈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浩然之气，迎合了整个满清王朝皇帝对佛教的盲目信仰。只有他敢于冷静地表达他的反对意见。清朝在他的《退庙随笔》中称赞韩:“韩文公最有勇气。那时候老子是皇帝的祖宗，和尚是佛教徒。汉宫毫无顾忌，唾骂一切，怒火压倒一切。”
广东省潮州市韩文寺。韩愈上了佛骨台后，被得罪的唐宪宗一度想把韩愈处死。裴度、崔群赶来相救后，被贬潮州，后迁居园洲任刺史。
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韩愈的《在佛骨桌上》也是最具戏剧性和话题性的事件之一。他张扬而威严的人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某种程度上也不断提醒后人“做事情对佛是有害的”，确实接近了“驱逐佛”的目的。韩愈的心性论虽不如后世宋儒深刻，但就其排佛成就而言，宋儒也不能与之媲美。
“道学”与“师道运动”
韩愈对儒学复兴的另一大贡献在于重新发明了儒家道统。所谓“道”，是指儒家说教的语境和体系。追溯历史，可以在《孟子》的最后一章找到这一思想的出发点。
从尧舜到孔子，孟子得出“每五百年必有一王之盛”的结论，试图为儒家思想建构一个清晰完整的传承谱系，以此来建构其合法性和根源。到了汉代，儒家思想仍然表现出重视师承、强调家法的特点。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许多经典的传承都有明显的脉络。然而，到了唐代，学者们变得更加博学却未能发扬光大。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
一方面，汉末以来儒学的衰落导致传承的断裂，西晋永嘉之乱导致大量文献的流失。东晋的时候，其实是要收经，恢复传承的。如石梅在张羽赠送的《尚书》，其中有25篇伪古文。经典乱象的背后，必然有教师血统的断裂。
儒学学术谱系断裂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佛道通过构建新的传承谱系，相互竞争将孔子称为老子和佛陀的弟子，从而使儒家成为佛道的附庸而相形见绌。在世风日下，儒生不自信，甚至开始矮化自己。
与“道”相呼应的是安史之乱后的“师道运动”。在严重的危机感驱使下，经历了乱世的儒生们开始不满足于章句之学，希望发挥儒家的救世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开始模仿汉儒，重新收徒从教，并主动开始重建师徒关系的运动。在这种氛围下，韩愈积极发现和引进人才。他与孟郊、张继、李敖等人交好，为牛僧孺、李贺等学者鼓劲。据记载，贞元十八年(802年)科举，权德舆、鲁为主考，韩愈向鲁推荐等10名进士。当年4人排名第一，其余6人也在5年内相继成名，可见韩愈在帮助落后者方面的不懈努力。于是，在韩愈周围逐渐形成了一大群“汉门弟子”，这对扩大他的思想影响帮助很大。
明万历刻本《昌黎先生文集:师书》
在理论上，韩愈也是第一个明确将“师”与“道”结合起来的人，他的名著《师说》展现了他心目中的一种新型师徒关系。
首先，在韩愈的作品中，老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强调他说的不是“教书读其句”的“童子之师”，而是传授儒家之道、延续道家传统的精神导师。他培养的人也是精力充沛、勇于进取、关注现实的明道人。其次，他所勾勒的师徒关系也不同于汉儒的师徒关系。他不以辈分和地位论师徒。他不想培养他的主人来增加他的权力，也不想向他的主人学习来获得他的地位。而是提出“弟子不必不如老师，老师不必好弟子，知识有条，技能有专”，纯粹是以他是不是明道为标准的。最后，在这种新型师徒关系下，士大夫继承儒家传统，获得了精神领袖的地位，并以”道”作为独立于权贵之外的精神归宿，这无疑对培养知识分子刚健进取的独立人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Xi大雁塔广场的韩愈雕像
这叫复古，但真的很创新。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古文运动是儒家复兴运动在文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从盛唐儒学到韩愈，所有提倡写古文的人，其实都是在以古文的形式复兴儒学。从萧、李对古文的刻板模仿，到韩愈的“自己的话必须走出去”，其背后的大趋势逐渐明显，即礼学的退出和心性论、道统观念的提出。
汉魏六朝以来，随着文学的发展，各种诗体、文体的功能逐渐确定。比如骈文和散文，人们在交谈和抒发感情的时候，往往会注意到押韵优美的骈文，而在叙事的时候，往往会使用句式不拘的散文，其功能早已稳定。比如初唐传统的修史，史传部分用散文，文末的评赞部分用骈文。在文学史上，专精的代价往往是形式主义。六朝骈文如果写得漂亮，形式上极其华丽，无可指摘，但就思想内容而言，往往又极其贫乏。在这一背景下，唐代古文作家推崇写古文，固然受到儒家复古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真正承载了深刻内容思想，能够“以文传情”的是汉代以前的古文；但魏晋以后，文体形式逐渐逾越了文本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明道”，变成了华而不实、令人生厌的文字游戏，使人们的内心越来越虚荣和鄙夷。
从这个标准来看，虽然普遍认为“古文运动”提倡散文，反对骈文，但实际上并不符合他们的创作规律。就韩愈而言，传世的318篇文章中，骈文多达62篇，约占总数的19.5%，有骈文的文字就更多了。所以韩愈并不反对写骈文，而是相当精通。他反对的是形式和内容的分离。在写作的过程中，如果骈文能做到“文道合一”，他自然会无所顾忌。
但总的来说，散文更适合表达思想感情。所以在创作中，他有意识地打破以前形成的许多问题的规律，因地制宜，打破文风，根据内容的需要，灵活选择合适的文体。比如我过去常用的题词、赠答序、颂词、悼词等体裁的骈文，到了韩愈手里就变了，用之不竭。比如他的《伯夷颂》，纯以散文写成，短小精悍，却激情澎湃。如果用骈文写，难免显得累赘；再如《祭十二郎文》，不拘格式，情感饱满，自然流露。充满了血泪，无限悲伤。如果处处考虑句型，恐怕很难写出这么真挚感人的故事。正如刘熙载《文艺概论》所言:“汉文八代之衰，实为八代之盛。但善用古人者，能成古，故能横扫一切。”根据文本内容选择不同的写作策略，是韩愈的高明之处。
石鼓七贤雕塑，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书院。明朝永乐年间，衡阳知府重修书屋，为韩愈、张芝建祠，后与朱、周敦颐、、李时珍、合称石鼓七贤。
另一方面，骈文的写作倾向是精英化的，六朝到唐代的各类辞赋，缺乏文学素养的普通人很难看懂。在《论韩愈》中，陈寅恪先生认为所有的佛经原文都是悠扬的，朗朗上口的。当鸠摩罗什来到中国，他不得不组织一个翻译场翻译佛经，反复整理和润色译文，但仍不尽如人意。唐代禅宗兴起后，用日常白话写作和朗诵韵文日益流行。比如禅宗里的“菩提无树，明镜非台。世间无物时，无尘埃。”“达摩是老躁胡，释迦牟尼老子是干屎，文殊菩萨普贤是粪汉”等名段，都用日常语言表达复杂的宗教思想。即使是不识字的人，心里也能感受到一些东西，自然大大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韩愈想修行佛法，自然希望从这个角度得到突破，这就导致他必然选择更朗朗上口的形式进行写作，让更多的人读懂他的思想。比如在《原道》的结尾，韩愈在谈到如何看待佛教时，说要“照人之常情，火烧其书，留其家”，就是让和尚返俗，烧佛经，烧寺庙。从内容上看，情绪激烈，从形式上看，三个字的节奏也能让人读懂，无疑更容易传播。到了宋代，学者们更热衷于使用这些易于传播的形式。比如朱的朱的“朱的”就是日常白话，古代微博和朋友圈几乎都能看到。
苏轼评价韩愈《八代文学之衰》，是说韩愈勇于打破当代文学的规范，重建适合表达思想的文风，这叫复古，其实是创新；“道济溺世”是指他通过古文所传达的儒家思想，可以治愈人们的思想，从根本上拯救世界于危亡。韩愈虽然没能挽救逐渐衰落的唐朝，但他的努力鼓舞了后来的宋代学风，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